马大校园选举快报

《东方日报》2007年12月份系列专题

我国高等教育部在拟定《高等教育策略蓝图》时，不断出现的「世界级大学」或「顶级大学」等字眼，已成为我国高教的未来主要大方向。不过，这个宏大方向有必要再具体化，才能令到各大专采取实际行动，去改善现阶段的高等教育学府水平。

「迈向世界级」要留意的，除了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以及教学和研究素质，也要让校园保有自主权，甚至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整个教育制度，都有必要重新检讨… …距离「世界级大学」，我们还有一段漫漫长路。

高教部近年虽不断推广大学教育，但一些学者始终认为，大学不应是普及教育的一环。因为社会基本上需要各种不同人才，并非都要毕业自大学。大学培育人才应是重质不重量，用大学机关来培养市场劳工是浪费资源！

「顶级大学」的内涵是什么？ 《高等教育策略蓝图》里的诠释显示，「顶级大学」应是著名的，同时是国内权威的大学，学生的入学方式须是通过严格审查的。此外，这所大学应该具有高竞争力，研究员和教授皆是高水准的。

马莱西亚青年与学生民主运动（学运）组织秘书黄思敏表示，一所优质大学应该是能够均衡发展的。 「它应该重视市场需求，但却不是直接把大学企业化。大学也应该同时关心科技、人文和艺术，并让这些科系全面发展。」

他向本报认为，大学应该是让不同兴趣的人找到他们最想要的领域，再深入研究，但我国大学却似乎不关心艺术和人文科系的发展。

马来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皇家教授邱家金赞同这个说法。他说：「我国最特别的地方，是在于我们有不同的种族和丰富多元的文化背景。可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连一所有关亚洲文化的研究中心都没有，这很可惜。」

他始终认为，我国大学教育的症结在于太注重理科。 「我们的国家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连语言也多元化，文化色彩丰富，但我们并没有往这方面发展，反而把重点放在很难超越先进国家的科学学系。」

他称，科学研究是非常专业的，理科生所学的知识并不能运用在其他方面。况且，大学也不应只是培养工人和技术人员。他认为，用大学机关来培养市场劳工是很浪费资源的。 「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有创造性的思想家，而不是大量只会听从指挥的工人。」

未必各方面都达顶级

邱家金也补充，世界级大学的确要达到均衡发展，但却不一定各个方面都能达到顶级。

「我不相信一所大学可以所有科系都兼顾，但我们要懂得找到大马本身大学的优势，如文化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个科目发挥得很好。」

而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学硕士林资强受访时表示，美国1400余所大学中，也只有几百所是顶级大学。 「我觉得，我们国家并没有创造出顶级大学。所有高等学府的水准皆平平，不像中国、台湾和日本等，有些大学的门槛是很高的。」

林资强目前是前进人才管理机构首席执行员。他说，日本东京大学门槛很高，所培养的人才水准也很高。而如新加坡大学，学生要考入不容易，要以好成绩毕业更不容易；也因此，考不进大学的学生可到其他学院就学，成为其他行业的专才。

他认为：「我国政府没有针对『世界级』做出很好的诠释，因为走向国际并不表示大学就能成为世界级。世界级应该是『可媲美世界上最好的』，我们应该以世界最好的大学为蓝本，采取实际行动改革现有制度。」

尽管如此，林资强认同，「迈向世界级」这个方向是很好的。 「至少证明我们有这样的决心，但我们还是要具体化这个想法，为社会培育更多人才。」

然而，我国高教「迈向世界级的决心」似乎须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正如理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莫西迪教授向本报所说的：「2至3年内要成为世界顶级大学是很难的，我们需要坚定的信心，以及更长远的计划。」

滾滾黄潮文章系列（十）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吴仲顺撰述】公民团体如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律师公会等所发起的一连串游行大集会课题正在媒体发酵。“激情” （翁诗杰语）过后，免不了受到政府领袖的左右开弓，并发动媒体宣传抹黑。

国 营第二电视台华语新闻节目，就在播报集会游行的新闻片段后，特别制作了“示威非我国文化”、“示威最终带来暴乱祸国殃民”的新闻特辑。不过有关特辑制作手 法粗糙，随便剪辑了一些发生在中东及南美洲国家的集会片段，片段中显示焚烧轮胎、巴士被推翻起火燃烧等画面，暗喻马来西亚所发生的游行集会最终将演变成一 发不可收拾的暴动。

国营电视台宣传手法应跟上时代

人 人都说我们正在朝向先进国的方向迈进，可是国营电视台的编辑手法肯定是停留在七十年代的技术，仍旧是不长进的宣传手法。在此向国营电视台提供一个小贴士， 如果硬要宣传抹黑集会群众，把一些毫不相干的国外示威暴乱画面与我国的和平集会相提并论，不止会引起众人质疑，更会打击人们对国营电视台的公信力；相反 的，如果国营电视台愿意播放一些在港台、欧美国家所发生的和平集会画面，并且报道说游行集会虽然没有引发暴动，但是却苦了我们的警察及做生意的商家，也许 还能博得一些同情者的掌声。

报道中可以引述为了维持集会的秩序，必须调动四千名警员封锁吉隆坡的交通，以及到各个集会地点戒备，镇暴部队也必须忙着发射水炮和催泪弹。更堪的是在这油价不断攀升的年代，还必须浪费公帑派直升机在吉隆坡上空盘旋巡视。

报 道中最后一定要加一句“如果把警队资源调配到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项目，相信就能够充分释放警队的能量，以解决我国长期以来所面对的治安问题”。这句话虽然 听起来有点中共领导人发言的味道，不过“不管黑猫白猫，只要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不管真新闻假新闻，只要能帮国营电视台加分的就是好新闻”！

嫁祸新点子：集会经济学

尤 其是针对精打细算的华裔选民，经济因素永远都是一个好理由！从经济角度出发，每天推出新数据的嫁祸论佼佼者首推旅游部副部长林祥才及上议员李崇孟。林祥才 以双峰塔阳光广场因为集会关门一天，而损失马币三千万元的言论，最叫人叹为观止。此外，武吉免登区酒店商公会顾问的李崇孟，也不落人后地对外发表“10%退房论”。据悉，旅游部将于近期公布退房率的确实数据。不管确实的数据是如何，“集会经济学”的嫁祸论者确实比国营电视台的攻势更胜一筹！

虽说“集会经济学”的抹黑手法比国营电视台高明，却不是毫无破绽可言。《东方日报》主笔刘敬文就撰文质疑马币三千万元损失的说法未免是吹牛吹过火了，按他得到的资料显示阳光广场每天的租金收入不到马币70万元，怎么可能损失3千万元？不过，林祥才及刘敬文所引用的数据可能有出入。刘敬文说的是阳光广场关闭一天，业者所损失的租金收入不至于有马币三千万那么多；林祥才说的则是阳光广场关闭一天，全部商家因为无法营业所造成的损失。

游行集会也能创造经济效益

刘 敬文在文中指出，要花钱的人还是会花钱，钱最终还是会在巴生谷的购物商场流动，这点林祥才倒是可以放一百个心，不必害怕集会游行拖累消费经济。其实，我们 也可以为这么多场的游行集会所创造出的经济效益算笔账，只是受惠对象不再是阳光广场里的大型外资名牌商场，而是本地商家。如果一个集会者选择乘搭公共交 通，受惠的首先是轻快铁、德士及巴士业者，集会碰到下雨还必须购买雨衣、雨伞，矿泉水更是必需品，不只是解渴而已，遇到化学水炮或催泪弹还可用来洗脸，游 行集会是一件蛮耗体力的事，所以你可以看到集会区附近的嘛嘛档一定高朋满座。

集会结束后，那些从外地远道而来的人也会到附近的购物广场逛逛。一些倒霉的人可能还会因为相机进水损坏，必须花费维修；更不幸的挂彩人士则要到诊疗所去敷药就医。这些由集会参与者所创造出来的庞大经济效益，难道可以因为高官一句损失马币三千万元而被忽略吗？

游行集会不比种族政权危险

《魔鬼经济学》一书的作者问道，一把手枪和一个游泳池，哪个对小孩更加危险？可能很多人会认为是手枪，因为你看到孩子中枪时会感到愤怒，而游泳池不会让人感到愤怒。之所以会这样，一部分是因为熟悉性因素，人们游泳的时间远远多于他们玩弄手枪的时间。可是事实上，1100个泳池就能溺死一个孩子，100多万支枪才杀死一个孩子；美国每年死在泳池的孩子有550名，死在枪口下的孩子只有175名。

同样的，一个以种族主义挂帅的政权及一场和平集会，哪个对人民来说比较危险？如果你的答案原本属于后者，那是因为你已经习惯了亮剑的政权！

吴仲顺是隆雪华青副秘书、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委员。

滾滾黄潮文章系列（九）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林镇耀撰述】之前北上准备另一场讲座的时候，我要求现场观众做个有关手机的简单民调。得出的结论是手提电话自1990年代开始售卖，但到了大概2005年后的今天，才每人手上都有一架。科技革命从最初推动到后来广泛的使用，总共用了将近15年的时间，而且是在没有打压与限制使用的情况下，那如果我们要推行思想革命这需要用多久的时间呢？

2007年11月10日，是我们值得骄傲与纪念的一天，因为我们披上了黄色战袍，用行动向我国政府展示我们对选举制度的不满。当然我们的政府也不是“流”的，动用了4000名 左右的马来西亚警力，叫他们披上“制服“与“便衣“，来个封城计中计（设路障封城，但许多路障为设而设，只为了拖延，这不就是计中计吗？）。在黄潮前夕， 更是谣传四飞，包括当日不可去吉隆坡啦、最好当天不要穿黄衣啦、吉隆坡会暴动啦等等！结果黄潮当天，最引起民众注意的不是黄潮集会对我国政府的诉求，而是 严重的全城交通阻塞导致民众“鸟“声四起的精彩报道！

如果说科技的普及在没有打压的情况下，我们需要15年 才能成形，那面对资讯与思想都紧紧被马来西亚政府打压或“诱导“的我国人民，我们需要用到多久的时间才能引起思想的革命呢？如果说许多人对手机的追求是因 潮流“人有我也有”的情况下而拥有，那我们几时才能把改革思想化成为人人都追寻的潮流呢？如果商家把手机包装成一种对生活品位或身份的象征，让你觉得拥有 了手机就等同于生活品位与身份象征有了不一样，那我们几时才愿意进行思想的革命让我们改变未来生活？

思 想革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很恐怖的行为，而且提起“革命“往往会联想到其必然带来社会的破坏与动乱。其实思想革命并没有你们所想的那么恐怖，思想革命最 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最可贵的地方在于能引导你分辨什么是对与错，教你面对事情的时候要学会存疑，并非“人家”说什么，你就全盘接受， 往往吃亏的都是自己，尤其是面对国家大事的时候，更可能导致下一代也因为你选着不独立思考的情况下一起吃亏！

古 人说做任何事情前必须“三思而后行”，但如果你的思想不愿意扩张，只是满足现有的情况，那你就算四思、五思、六思都没有用，因为你想来想去的都是一样的答 案，你根本不容忍自己的脑袋里拥有另一个答。如果你连自己都选择不让自己的脑袋动荡两三下，多点通过不同的管道（网络媒体，部落格等等）去看看人家眼中的 马来西亚，学会判断一件事情的原貌与是非，而只是每天盲目地接受那经过我国政府“精心筛选“的媒体报道。作为一头被牵着鼻子的“阿牛“, 那我们如何能够改变我们未来的生活？

独 立后到今天，马来西亚人已经在这里超过三代，我相信除了我们，没有人比我们更了解与熟悉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作为一个马来西亚土生土长的人，应该对自己的国 家爱之深，责之切。如果你对现有的生活与政府有任何的不满，敢敢用你手上的一票表达您的心声吧！其实这就好像换新手机一样，旧款的坏了或者其功能已经过时 了，就把他给换掉吧！你不换掉，又那来功能与外形更好的手机呢？

林镇耀是外商公司市场执行员。

《东方日报》2007年12月份系列专题

大专生待业或失业固然是评估大学素质的主要考量，但追根究底，一所大学本身的教学和学术研究机制，也是其优劣的象征。本地大学同时面对教授太忙、学生胆小、科系失衡问题。

谈起大学素质，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每年一度的全球大学排行榜调查，今年大马的大学都被排除在200名以外，这是否意味着大马的高等教育无法达到国际标准？

根据高等教育部的数据，我国目前拥有599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国立大学、工艺学院、社区学院、私立大学或大学学院，以及私立学院（包括分院），总共拥有128万9100名大学生（包括在外国留学的学生），占17至23岁青年人口的36%。

高教部身为一个国家重要的培训机关，教育和培养下一代国家栋梁，可是，著名的《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2007年全球大学排行榜调查却显示，大马所有大学在排行榜上都大篇幅滑落，跌出200名榜外。

该项排行榜在大马一直备受瞩目，一般人更普遍相信，排行榜反映了大马的大学在国际观点上的素质。

马来亚大学学术人员协会前主席罗斯利受访向本报说：「我认为，国内大学素质并没有像该排行榜显示般的下跌，只是调查单位的评估方式每年都在改变。」

「我国有许多教授都在做研究工作，水准也很高。但我们并没有公平地评估和承认这些研究成果的机制。」

高教耗费比率高

也是物理系副教授的罗斯利举例：「比如，有些研究员写了20篇论文并因此当上教授，有者写了30篇却还是一名研究员。」

理科大学国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莫西迪教授在受访时，则表示：「每所大学的实际情况并不一样。外国学者只需在大学里做研究和出版学术论著，我国的教授除了要教书，还要为大学和为国家服务，比其他外国大学的讲师付出得更多。」

由世界银行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联合撰写，却一直未正式推出的《大马与知识经济─建立世界级高教系统》报告书，其数据显示，大马高等教育的耗费，在国内生产总值里的比率非常高，比英国、美国、德国、瑞典、中国、韩国、泰国等都来得高。

不过，大马在研究与发展（R&D）方面却远不如中国、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

莫西迪表示，我国的大学资金的确是不缺乏，「但是，申请资金的手续很麻烦，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才能够拿到。」

忽略非理科科系

大马皇家教授兼马大历史系教授邱家金则认为，在现有机制下，我国高教素质的症结在于，官员普遍相信掌握科学可以为国家制造财富，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

「这是很有趣的，他们很明显地忽略了科学以外的其他科系的发展。」

邱家金向本报分析道：「历史告诉我们，有钱人不一定受过高深教育，他们掌握的是找生计的技术，他们有能力面对风险。」

他笑说：「可是，现在我国高教毕业的学生并不敢于冒险、胆小，只想着要把考试考好，以为及格了就是高材生。他们不知道，我们国家需要的学生是有自由的思想、有创意、有开发能力的。」

他认为，我们的教育应该要均衡发展，关心理科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人文和历史科系的研究，只有这样我国的教育才能成功迈向世界级。

理科大学国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莫西迪教授表示，在我国，要进行学术研究的所需经费，不仅不容易拿到，而且学术研究的水平也有待加强。 「我们还需要很多人力以应付不同性质的研究。但是到目前为此，我认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员人数还是不够，不少大专申请的资金，很多时候是未必用来做研究，而是为增强设施或教学人力。」 根据《大马与知识经济─建立世界级高教系统》报告书，2003至2004年，我国国立大学的教授人数只占学术人员总数的5.32%，而加拿大的国立大学的教授比率却高达39.61 %。 而马大物理系副教授罗斯利却始终认为，我国大学现有研究员的水准已经不错，很多已进行水准很高的研究。但在大马却不一定受到认同和鼓励。 「没有任何奖项或者升级的方式，来奖励或承认国内研究员的能力。这是很可悲的，很优秀的研究却没有被推广，升级的评估也不平等，导致学术人员都不知道要怎样做，才能获得有关当局的认同。」 也是马大学术人员协会前主席的罗斯利同时说，国内大学必须加收更多研究生，鼓励有学士学位的学生继续深造。 「目前马大就在号召更多的研究生，希望日后在学术研究上可以看到标青的成就。」 学生再培训提升竞争力 如何对大专毕业生，进行进一步的素质和竞争力提升，以便他们更能符合当前市场的需求？这点在近年得到了当局越来越多的关注。 我国自2001年开始，就有人力资源部进行的大学生再培训计划，不但提供失业大学生相关的课程培训，也在培训期间津贴这些大专生，以及协助他们在未来找到工作。 高 教部长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向本报表示，大学生不应该沦为国家的负担，再培训计划的课程也有必要再斟酌。 「再培训计划不需要再教导他们基础课程，他们应该学习更多技能，我觉得这方面是有必要加强的。」他举例，国家不需要再教老师们学英文，而是有必要让他们了 解更多教英文的方法，这才是最重要的。 他认为，再培训计划也可以关注一些被逼转行的专才。 「就比如现在锡矿已经少产或没有了，许多专才都不能在这个行业呆下去了，那我们可以用再培训计划重新培训他们，让他们有能力找其他工作。」 排行榜未反映素质实况 马来亚大学学术人员协会前主席罗斯利向本报指出，排行榜不是一个好的评估大学制度。 「每所大学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强项，也不会全部科系同时都达到最好水平。」他举例，沙巴大学的植物学研究水准很高，而且拥有足够资源让研究员作实地考察。 「这所大学并没有在《泰晤士报高等教育特辑》排行榜里，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它在特定领域的学术权威。」 纵使学术人员协会的成员认为，大学排名并不是好的评估大学方式，但除了全球大学排名以外，我国高教部最近也有为国内大学进行了声望调查和评估。 该 项声望调查的执行委员会是由国民大学和马大的学术人员组成，并由国家学术鉴定局（现易名为大马资格机构）为秘书处的团队来进行调查。他们发出954份调查 样本，但仅回收到272份，包括242份来自本地大专、2份来自其他东盟国家的大专、9份来自企业公司、19份来自专业和认证团体。 有关调查涵盖10项观点，包括整体最好的大学、研究品质、学术资源、学术人员声望、学生的最爱、学术计划品质、指导硕士课程经验、所做研究对社会贡献、塑造未来领袖和毕业生品质。 结果，没有一间大学在调查中取得最高的6星级，而槟城理科大学整体表现最佳，成为唯一取得5星级的大学，获得4星级优良表现的大学则有国际回教大学、玛拉工艺大学、国民大学、马来亚大学、博特拉大学和工艺大学。 对 此，理大教育系教授杨泉博士向本报表示，声望调查是很笼统的调查方式，名声较好的大学也并非所有科系的研究与教学都是最好的。 「我对这样的调查比较有所保留，因为这样的评估并不能反映整个大学的素质状况。我认为成果调查会比声望调查来得更好，更能显示一所大学的真正表现。」 另外，世界银行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撰写的《大马与知识经济─建立世界级高教系统》报告书，却在评述大马资格机构时表示，这个机构只是高教部的一个支部，在评估大学方面并不了解进行评估的意义，以及到底要从评估中得到些什么！ 报告书并说明，只有在大马，才有通过这类的资格机构来评估出国内大学的排名，其他国家如纽西兰、英国和荷兰的学术鉴定局，都不会为当地大学建立排行榜，而且皆为独立运作。 研究经费申请繁琐 研究经费的高低，也是影响一所大学研究与教学水平的一大因素。本报在向理大国家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莫西迪教授，求证研究经费的情况时，他表示，要申请经费必须要准备所需文件、计划书、完整的研究报告。 「而且，上缴文件后还要花时间等待回覆。通常，大学的研究经费需花两年左右才能拿到。」莫西迪打趣说：「所以我还是要强调，我们并不是没有钱做研究，只是做研究需要有『耐性』。」 另外，马大历史系教授邱家金则向本报表示，在马大，非理科的研究是很难申请到研究经费的。 「我认为，历史研究对一个国家非常重要，可是看来我国政府并不关心这些研究。」邱家金说：「有时，社会学学者还得向外国资金求助，才有办法继续做研究。」 邱家金自毕业后就在马大执教至今，并已获马大荣誉教授和国家皇家教授的头衔。不过，这位年逾70岁的教授表示，连他本身也多次面对申请不到研究经费的问题！ 当今的一般本地学生，又如何看待「学术研究」这回事？根据本报了解，情况不乐观。博特拉大学电脑工程与传播系学生黄思敏受询时表示，许多学生都不了解整体的大学学术情况。不过他相信「学术研究在大学是非常重要的」。 「听说最近高教部给了校方不少资金作为研究用途，而且也已广招硕士学生，校园内多了很多研究助理的工作供研究生申请。」 但他也说，目前这个情况似乎是校方为了要成为世界级大学，才会出现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增加更多研究成果，以成功进入国际的大学排行榜。 「我觉得，这不是对症下药的解决办法，我们还得关注研究素质和大学自主权问题。」

《东方日报》2007年12月份系列专题

高等教育部在今年8月推介的《国家高等教育策略蓝图》，主要目的是加强高教素质与竞争力，并培育出拥有第一等思想的人力资 源。有关蓝图也着重调整大学的管理、开拓研究和发展能力，提升教学素质、积极培养人材等，更要增强本地大学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让教育与实践并行，并增加人 力资源以加速国家发展。

然而，在上个月，高教部长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在该部举办的「高教与毕业生就职能力：新方向、趋势及挑 战」研讨会上，发表一项有关2006年大学毕业生就业能力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那些毕业4至5个月的大学生，有高达30.7%仍在待业中，以及将近30% 就业大学生的平均月入低于1000令吉。

这惊人数据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大批大学生是因何原因而停留在待业中？是大学教育出了问题，还是另有隐情？

高教部长拿督斯里慕斯达法的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是在他所做的《毕业生首阶段的研究概述》报告里，揭露了大专毕业生惊人的待业率。但他接受《东方日报》专访时始终认为，目前有关数据所反映的情况「并不严重」。

而理科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莫西迪教授，受询时向本报说，社会应该把重点放在关心这些人的未来发展上。 「他们接受调查时才刚毕业，找工作花上几个月并不出奇，也许接下来的一年会有更多大学生找到工作。」

他表示，如果5年后同样一批学生还有30%以上还没找到工作，那时我国才能真正确认这是个严重问题，必须采取各种措施来解决。 「我觉得这只不过是首阶段的研究，我们还须继续观察这批大专毕业生的动向。」

依 据世界银行与首相署经济策划组在今年3月联合完成撰写、但始终未正式向外发布的《大马与知识经济─建立世界级高教系统》报告书显示，有大学资格的失业人 数，从2000至2004年一直在加倍上升。但报告也指出，人们必须注意到大马高等学府数目在不断增加，加上我国的经济在2000年后发展缓慢，因此失业 大专生人数上升是「情有可原」的。

2004年7万失业大专生

报告显示，我国拥有大学资格的失业人数在2000年有4万2500人，占失业总人数的15.3%，2004年飙升到7万4183人，占失业总人数的高达21.1%。

不过报告也强调，在1996年私立高等教育法令落实后，大马的大专生数量已大量增加，在2001至2003年之间就增长了60%。而且从年龄角度来看，大马失业率最高的年龄层是在20至24岁而已，超过24岁者的失业率变得非常低。

在高教部专责大专生毕业后的情况追踪的尤索夫教授，向本报指出，各界在观察有关数据时，也应关注它的背景情况。他说，至今有关大专生的失业数据，一直都是根据国家统计局针对失业人士的教育水平进行的统计，无法突现大专毕业生的真正情况。

而尤索夫本身进行的研究，是直接向所有毕业大专生进行调查，除了可确定他们的就业能力，也可以显示各个大专学府的毕业生素质。 「我们会针对同一批学生重复调查，几年后就能确定哪些大专的学生的就业能力较高。」

尤 索夫得出30.7%大专生仍在待业中的那项调查，是以网上问卷进行。他说：「这是我们首次用这种方式，现在的对象也只不过是针对毕业初期（4至5个月）的 大专生。我只能说，这些学生在进入劳动市场前还需花些时间；而且我们的企业一直在进步，他们也要挑选人才，才会聘用。」

尤索夫进一步提出他的看法：「有趣的是，随着时代的改变，现在的大专毕业生本身不愁生计，有不少是想先做好准备才找工作，或者想在找工作前先提升自己的见闻，甚至去旅行、当义工或打短期工，所以他们在毕业初期多数仍在待业中，又或者做的工的薪水不高。」

另外尤索夫不否认，大专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也是反映各大学素质的重要依据。 「这是很现实的，我们没办法否认当一名大专生毕业后一直无法获取工作，那可能是有关的大学教学的问题，导致他们出来后无法自己谋生。」

针对大专生失业问题，他续说：「我们现在可以更关注他们工作的素质，在大学里我们传授的是高水准的知识，我们有必要确定这些大专生，能在社会上运用这些知识和想法，才不至于浪费资源。」
理科文科待业者相当

高教部长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的调查报告，显示理科生的待业率特别高，占大专理科毕业生总数的39.3%，这是否意味着理科生人才过剩？

马来亚大学学术人员协会前主席罗斯利就说过：「我们有很多大学，许多科系也不赖，但就是分配不均匀。我们需要更多技术人员，而不仅仅是研究学者。我认为，大学在教育学生的同时也要培养他们的工作能力，让他们毕业后能在社会上立足。」

尤索夫受访时表示，技能误配也是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市场人力资源的供应与需求的平衡。

「从这个数据看来，理科生待业率最高，有39.3%，但人文及社会科学系的学生在他们的总数中，亦有34.2%面对待业的情况，他们的人数也比较少。」因此，在尤索夫看来，目前理科生与文科生的待业人数相当，并不造成问题。

他补充：「理科生的确需要多些工作经验，而文科生则需要加强他们的学识，刚开始文科生也许比理科生更容易获得好工作，但其实理科生数年后也能达到不错的职位。」

尤索夫也表示，我们国家需要更多技术人员，有更多的理科生并不会造成问题。 「虽然依照比率，我们只有40%以下的非理科班学生，但并不代表这些学生所扮演的角色不重要。他们也是我国重要的人才。」

寻找「隐形教授」

记者千方百计尝试联络高教部这位尤索夫教授，以查明「大专毕业生待业率高达30.7%，近30%就业大学生月入低于1000令吉」是怎么一回事，过程中几乎让记者质疑，他到底是不是「隐形」的？

虽然在这份《毕业生首阶段的研究概述》报告上，写着了尤索夫教授的全名，但报告上却没有署名他的「来历」。记者多次联络高教部查询时，甚至无人表示知道他是谁！高教部接线生更是直截了当告诉记者：「我想你应该再确认他是不是在高教部里。」

记者后来在一名高教部公关口中，终拿到了一个「接近」这位教授的电话号码，却连续几天拨不通，一直到最后联络一名内部职员，才成功找到尤索夫教授，原来还是部长的特别顾问！

记者约好时间前往高教部，接待处却表示不清楚这位教授的办公室，一直到记者自行向尤索夫教授求证办公室位置，才得其门而入。

一位正在为政府做重要研究的教授，更贵为部长顾问，记者居然用尽方法花了两个星期才找到，这又是否说明些什么呢？

要好待遇毕业两年才工作

高教部长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表示，他处理的2006年大专生在毕业初期时的调查报告，还无法显示出许多状况。 「我们还需要数年的观察，因为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大专毕业生普遍上在毕业两年内才会找到工作。」

然而，需要花长达两年才能找到工作，大则对国家经济，小则对一个家庭，是否会造成负担，又是否合理呢？

尤索夫表示，时代已经不同了。 「许多大专生因为家长还能应付他们的生活，而选择在毕业后留一些时间观察，才决定要进入市场。」

他笑说，未必是劳动市场选择人才，大专生在找工作时，也想找白领性质的工作，而且待遇要好。

他补充：「在我针对2006年毕业生的调查中，30.7%仍在待业的大专生多数只毕业4至5个月，有者甚至刚完成考试。这些学生都不急着工作呢！」

当尤索夫的报告在11月12日的高教部研讨会上发表时，那时传媒在看到「30.7%大学生待业」这个数字时，都深感震惊，一些传媒于是用头条报导有关数据，大家那时无法查证这个数据是如何计算出来，更不用说有关数据的背后原因。

尤索夫表示，现在大专生这么多，市场要求也越来越苛刻。 「比如，工程师这个职位可能需要花不少时间面试，有者可能有两次或三次面试，这些大专生在面试期间可能会在快餐店打工，或参与一些短期工作。」他们在这个时期的薪水当然就不高了。

另外，尤其是理科生多数在毕业后须从基层做起。 「要成为一间公司的主管或经理，除了技术和理科知识，他们也须有工作经验及管理知识，所以他们在进入公司后多从基层开始，或者首几个月在实习期，薪水相对也比较低。」

他也听说过不少大专生在毕业初期，到非政府组织义务工作，吸收不一样的知识。这些学生在数年后重新回到职场上时，知识水平有所提高，经验和见闻都不一样了，就业机会也会大大被提升。

毕业生跟进调查不易为

经过《东方日报》的了解，高教部长特别顾问尤索夫教授去年对大专生就业能力的调查，其对象其实是当时所有即将出席毕业典礼的大专生。据知，这些大专生都在领取毕业袍之前，受校方指示必须上网填妥有关调查问卷。

「高教部这里只是指示所有涉及的大专学府，必须让本身的毕业生填妥有关问卷，至于如何确保这些学生填妥，则交由各大专本身去决定。」尤索夫教授表示。

这个被设立在http://graduat.mohe.gov.my的问卷，是针对大专毕业生的个人最新资料、当前工作情况和薪资，及对本身大专设施的看法作出调查。

不过，本报记者在询问不少大专生后发现，他们当时在填问卷前，并没被告知这是一项官方研究的调查问卷。

对此尤索夫回应说：「所有大专领导层都清楚这项调查，我们也收到了超过90%的调查问卷回覆。我想，也许他们在指示学生填问卷时没有说明清楚。但在网上的调查问卷首页，已有清楚说明这是一项调查问卷。」

他承认，让学生本身清楚了解这项调查问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促进大专学府良性竞争

「我们需要他们的确实答案，这些数据可帮助高教学府了解该校学生的就业能力，并探讨大学如何与社会和经济接轨的问题。」

同时尤索夫表示，调查结果将会上载到网上，让想要进入本地大学的学生游览。 「这可以制造大专学府之间的良性竞争，因为学生选择大学时，当然不会选择学生就业能力较低的。」

他说，目前公布的研究报告是2006年度的毕业生初期就业情况，高教部将在明年2月左右，再次对他们进行跟进调查，以确定他们在劳动市场的进展。

「我们已掌握各种联络这些大专生的方式，也许在第二次调查中只能找到40%至50%的毕业生，但我认为已足够反映这批学生的近况。」

尤索夫也希望能通过报章让学生更清楚这项调查的重要性。 「我们希望这些学生在了解后，能提供我们所需的确切资料。」

原来，该项调查早在2002年已开始进行，但当时仍是使用人工方式，访问工作很辛苦而且收获不大，很难整理出反映现实的数据，整理过程也耗时。

2006年的调查开始使用网路系统，加速了调查的进行，也方便数据的整理。而且尤索夫表示，大专生接下来的工作情况可能会有变化，因此他们会针对同一批学生重复调查几次。

滾滾黄潮文章系列（八）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王德齐撰述】每当大集会举行时，国阵领袖除了会攻击集会者“挑战政府和法律”、“示威不是我们的文化”，也会指责集会者受到“另有隐议程”的主办者“欺骗”，或是“被利用”，仿佛集会者都是愚昧之徒。

兴都权利大集会在11月25日于吉隆坡市中心举行后，国阵领袖就通过主流媒体指摘参与集会的印裔同胞都遭兴都权利行动力量领袖欺骗――他们宣称只是要呈交备忘录给英国最高专员署，实际上却是公然反抗政府。

稍后被控以企图谋杀罪名的31位兴都权益集会者，最终俯首承认破坏公物罪名，以及向权贵低声下气哀求，以换取总检察署撤销企图谋杀罪状的过程，更强化了这些集会者“愚昧无知”的形象。

不过，群众们真的有如领袖所宣称般愚昧无知，只是任人操纵的机器人吗？低等教育水平的印裔贫穷阶级，难道无法判断基本的是非黑白，以及自己的处境吗？

在当天，我所接触的印裔集会者，都非常清楚传达一个信息，即他们非常不满印裔社会自独立以来遭边缘化的状况，而他们并不在意兴都权利行动力量领袖是否能够真正呈交备忘录。

他们想要的只是借这场集会传达不满的声音，他们在水炮、催泪弹和镇暴队的威吓之中，每踏前一步都只是为了表达心中的真实愤怒。

岂能因噎废食？

纵然乌达雅古玛等兴都权利行动力量领袖真的有若干个隐议程，但是我们岂能因噎废食，而忽略了印裔草根的心声？难道国阵领袖就个个玉洁冰清，天真无邪吗？

在人民展现心声的和平集会中，集会者是否受到利用会成为一个问题，只是因为国阵领袖纯粹站在权势的角度衡量问题。

由于国阵领袖只是将视线集中在可能影响他们地位的兴都权利行动力量，而无法考量其民怨的源头，就会一味去揣测来者居心不良，并不断深入寻找更多证据来证明他，只求能将敌对者置于死地。“利用无知者”就成为抹黑的最好武器。

首相阿都拉签署内安法令拘捕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五名领袖，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和总检察长阿都干尼声称该组织接触斯里兰卡淡米尔之虎，都是源自同样的心理——只求炮制罪名将他们心中的和平破坏者送入狱，而不在乎证据是否充足，或手段是否恰当。

若非其他印裔团体借势施压，兴都权利行动力量所挑起的印裔社会在房屋、教育、工作、宗教领域等等遭边缘化的状况，就已被一个还没有研究结果的研究委员会和热线电话所打发，而不会跑入国阵领袖的视线内。

况且，和平集会只是一种平民百姓表达意见的最简单方式，无异于高喊“示威不是我们文化”的马来西亚和平联盟所发起签名运动。讽刺地，马来西亚和平联盟发起签名运动岂非也是要向这些集会者“示威”?

和平集会的文化门槛要求不过是比较低，集会者无需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来申论本身的不满，只是需要使用双脚就能把讯息传达出去。

因此，兴都权益集会者是否受到利用，干卿何事？国阵领袖一味质疑集会者遭受利用，只是阻止人民走上街头的一种歪论。

王德齐是媒体工作者。

滾滾黃潮文章系列（七）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彭雪琴撰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有“莫须有”，现有“ISA”；古有风波亭，现有甘文丁！

一位又一位被逮捕的社运分子，在逮捕、释放、再逮捕、再释放中兜兜转转。在一连串逮捕行动中，最严重的莫过于2007年12月13日援引《1960年内部安全法令》，未经审讯而直接被扣留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五名领导人两年。一切的一切仅是因为一场印裔大集会。

为了让逮捕行动顺理成章，政府必须列出许多“莫须有”的罪名，例如与国际恐怖分子有接触，又例如企图叛国、制造国家混乱。这一切的罪名，容易让国民感到恐惧，也可减低人民对逮捕行动的不满。大部分的人会这样想，反正大家都不是很熟，政府说的应该和真相差不远吧！

打压言论欲盖弥彰

加之罪名还是不足够的，逮捕后的第二天，各大报章（尤其是国文及英文报）立刻粉饰太平，为内安法令粉妆一番，由各阶层人士表达内安法令其实并不过份。政府为了国家安定，祭出内安法令乃是无可厚非。即便身为印度人的三美威鲁也义正言辞的说，这些人是应该在内安法令下被捕的。

常写专栏的作者会开始接到短讯或是电话，告诉大家近期先别写集会课题；所以，所有对集会自由、内安声讨的讯息，在主流媒体上销声匿迹，剩下的就是集会有碍商业往来、对游客形成威胁，妨碍国家稳定发展。一连串的消毒动作，在庞大机关与资源的灌注下还是奏效的。

走入乡区会听到老一辈的说，不要去示威，不要被警察抓。城市里的白领阶级也会告诉你，其实印度人太过份了。但是，这一切就是事实的全部吗？更多人已经遗忘了国阵全面镇压的起源与动机究竟在何处。

就只是因为集会

9月26日，律师公会的“正义行”敲响了国阵的第一记警钟，但是，碍于专业人士身份，国阵难以施加镇压的理由。于是，只有首相署部长纳兹里一直扮演喊话数落律师公会的角色。

11月10日再由“干净及公正选举联盟”召集的“万人选举改革大集会”，号召了近四万人聚集在皇宫前，要向国家元首提交备忘录；但是，这次的集会集合了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整个集会又和平的告结，政府难以寻找藉口即刻扣押出席者。于是只有零星的扣留，但也在当日就被释放。

11月25日，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召集了另一次的万人集会，要想英国政府追讨四兆美元的赔偿金。在许多人看来这是荒谬的要求，但是，这次集会还是齐集了三万人参与。于是，有了展开行动的理由，因为这是一场单一族群的示威行动。

无路可退才上街

国家独立50年来，还是有不少的人对印度族群存有误解，认为他们是生活水平较低，容易滋事的一群。于是，抹黑的手段更加得心应手，逮捕的理由也顺理成章的成立了。当权说，这一群人与国外恐怖组织有联系，所以他们罪有应得。

当有人沉醉在国阵发出的阴谋论之际，不要忘了这一切只是源自于集会的诉求。一群久被遗忘的族群，透过集会发出他们的要求，不管要求合理与否，他们有权用自己的双脚走出去，表达他们的声音。即便他们可能有罪，也不能在还未审理前就将他们扣押长达两年之久。

这一群人民，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已经无可奈何、无路可退。在首相阿都拉巴达威选区的淡米尔小学，可以简陋到厕所年久失修，小学生连小解都必须憋着。单单是这一年内，国阵拆毁了超过100间的兴都庙宇，不在乎对信仰的尊重到底有多重要。如今，只是发出诉求，还要换来一连串的抹黑与牢狱之灾。

重施故计伤国民

20年前，马来西亚政府祭出了《内安法令》，逮捕为华教鞠躬尽瘁的热血人士；当时，不也说那是为了社会稳定，避免冲突？几年后释放的《内安法令》扣留者，最后都被证明无罪，但是，竟然还有人相信《内安法令》是有效维持稳定的法律！

由于《内安法令》，前副首相安华依布拉欣连自己母亲的最后一面也见不到；由于《内安法令》，有人已经被拘留八年，留下家人长久在外守候。

20年后历史重演，一样的场景、一样的逮捕行动，只是不一样的肤色。这场逮捕行动，没有人应该懊恼扣留者，没有人应该质疑他们是否有权声讨。国人应该痛心，痛心政权可以为了稳固势力不择手段，即便对于自己的子民也不手软。

1987年为的是分散巫统党争的注意力，如今为的是稳定下一届大选的胜算。在利益诱导下，人的基本权益已经不复存在，甚至被践踏在深渊之下。每个人都有辩护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公平的审讯，而不是任由国家机关抹黑操纵！

彭雪琴是民主行动党《火箭报》助理编辑。

滾滾黃潮文章系列（四）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郭史光庆撰述】上个月在首都爆发的两场街头游行集会—10日的选举改革大集会与25日的兴都权益大集会，让许多精神衰弱的人士感到惶恐不安。执政党领袖的警告恐吓，再加上主流媒体的“选择性”报道和渲染，更让他们对这类“非法集会”深恶痛觉。

另一些居住在吉隆坡与周边地区的人士，则因为警方在所有进入吉隆坡市区的主要公路设立路障，结果被困在车龙里长达数个小时，不知道诅咒了这些集会者多少次，对集会咬牙切齿的程度可想而知。

但是，是否有想过，这不正好就是当权者要“灌输”给你的感觉与想法吗？目的就是转移集会所要带出的议题，制造公众对集会的偏见甚至是厌恶，营造舆论来谴责集会者，好让它无须回应集会者所提出的要求。

抹黑集会动机逃避诉求

先从集会群众的角度来看，几万人从全国各地舟车劳顿，挤到吉隆坡来参与集会，难道只是为了借用镇暴队的水炮洗一洗澡，嗅一嗅刺鼻难受的催泪弹？因此首先必须认清楚集会的诉求：干净及公正选举联盟（净选盟）发动的“黄潮”集会，要求改革百病丛生的选举制度；兴都权益行动委员会（Hindraf）则要求民族平等。

再从当权者的视角出发，世界上没有任何政府愿意看到人民走上街头控诉对它的不满，但若还是不幸发生了，基本上它拥有两项选择：一是迅速正视人民的怨气，马上着手研究解决问题；二是逃避问题，手段包括以种种借口敷衍塞责、抹黑集会者的动机，甚至以武力与恶法恐吓逮捕集会者。

最不幸的是，马来西亚政府选择了后者，首先是通过受控制的主流媒体日夜宣传，把这几万人描绘成一群毫无主见，只会让在野党“煽动”的流氓暴民，不仅具有严重的暴力倾向，而且还与海外恐怖组织有联系。

然而，主流媒体没有让你知道，在选举改革大集会中，净选盟安排数千名身穿红衣的自愿纠察人员指示群众游行路线，并与交警一起指挥交通；是他们在警员与集会群众之间组成一道红色人墙，避免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是他们在大集会结束后，捡起遗留在公路上的垃圾。

主流媒体也没有让你知道，在兴都权益大集会中，印裔集会者高举“我们是和平的，警察不要粗暴”的布条，迎向无情的镇暴队水炮车；集会者挂着印度圣雄甘地的肖像，不断向记者强调他们进行的是非暴力抗争。

每场集会最后都会乱？

在去年柔州大水灾期间飞到澳洲为弟弟的餐厅开幕，狠心弃灾民于水深火热不顾的首相阿都拉，在巫统大会上大言不惭断言“集会都以不愉快的结局收场”，让许多人捧为真言。

暂且不论阿都拉的历史常识零蛋、数典忘祖，忘了巫统创党人翁嘉化在1946年带头上街示威反对英国的“马来亚联邦计划”，不仅没有“以不愉快的结局收场”，反而促成了马来亚的独立；纵观近两年来的示威游行只要没有受到警方的干扰，都能够在和平的情况下完成。

回教党在去年2月与7月，同样在吉隆坡市中心号召的两场游行集会—抗议丹麦报章刊登亵渎回教先知漫画，以及反对美国国务卿赖斯到访，参与者都超过万人，但是警方没有祭出水炮和催泪弹，反而发出集会准证，集会群众也在和平的情况下完成游行。

选举改革大集会当天，从国家回教堂和崇光百货购物中心（Sogo）游行至国家皇宫的数万群众，在没有警方的干扰下，也井然有序地游行数公里，同样不见骚乱。只有聚集在印度回教堂的群众，受到水炮和催泪弹攻击后才乱成一团。

然而主流媒体却选择“忽略”一项重要事实，即镇暴队是在毫无预警下向和平聚集在印度回教堂四周的集会群众发射水炮与催泪弹，导致人群四处窜逃躲避，结果被晚间新闻扭曲成“集会骚乱”的画面。

集会出现骚乱暴力的原因在哪里？难道集会者真有那么愚蠢，会在众多记者和摄影机前故意制造骚乱，好让主流媒体正中下怀，來将他们描绘成暴民吗？答案你我心知肚明。

这时你可能会说，就算游行集会能够和平结束，但那顶多是巫裔与印裔的方式，华社向来都反对激进的街头示威。

但是千万不要忘了，除了1969年之前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街头示威，华社在80年代的“合作社风暴”与“红泥山反辐射”运动中，都曾毅然上街与镇暴队对峙。

谁说集会就会引起种族暴动？

另一些迷信官方历史所谓的“教训”，在当权者不断宣传恐吓之下，相信游行集会将引发513种族暴动的人士可能会理直气壮反驳，“当初就是因为华基在野党上街游行庆祝选举胜利，才遭致马来人的报复，最后演变成种族暴动”。

至今这起历史悲剧的真相依然锁在重重黑幕之中，然而，随着英国公共档案局的文件解密，新纪元学院院长柯嘉逊博士根据这些文件推论出另一个事件版本，即513暴动是一场有心人在幕后精心策划，以推翻当时的首相东故阿都拉曼的政变。

除了柯嘉逊，我们再参考一名前巫统政治幕僚的亲身经历。曾担任两任首相拉萨和马哈迪的新闻秘书，在513事件爆发期间出任巫青团领袖的阿末慕斯达法（Ahmad Mustapha Hassan）就亲眼目睹，马来暴徒在当时使用的武器，早已藏在雪州大臣哈伦的住家。

他在接受《当今大马》访问时这么说，“我想这是事先策划好的……他们认为可能会有问题，所以最好事先准备”。

赛车？还不是警察惹的祸

好吧！姑且相信游行集会与种族暴动不能相提并论，但是集会却让你困在车龙里数个小时，让大多数人制造不必要的麻烦。

所谓“冤有头，债有主”，究竟是集会群众游行还是警方设立的路障造成全城大塞车？若警方负责维持交通，让集会者列队慢慢游行至皇宫，再让出一片空地来给人群聚集，会有那么严重的交通阻塞吗？不要忘了政府领袖同样在今年多次大肆封路搞独立庆典，让驾车一族头痛不已，美其名是庆祝独立50周年，实际上还不是浪费公币自我歌功颂德一番。

在上个月的两场集会中，警方的路障是在完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故意设立，然后再把问题归咎予集会主办者，最终目的就是要制造公众对集会的厌恶，再次灌输你“集会不是我们的文化”。

你我天天在吃摇头丸

最后，你或许还是会说，集会管我啥事，为什么要我承受池鱼之殃？

这就要看看选举改革大集会所提出的4项要求：使用不褪色墨水以杜绝重复投票的舞弊现象；确保选民册准确干净，没有“死而复生”的选民或“幽灵选民”；废除投票过程不透明的邮寄选票；以及让所有政党有机会公平使用媒体。

暂且不论前3项，我认为最后一项最为重要。如果你希望媒体天天高喊“我国大道收费最廉宜”，却不报道民间要求政府公开大道合约的声音；如果你希望媒体只解释调高油价30仙是因为国际油价狂飙，却不追问国油每年倍增的钱去了哪里；如果你希望媒体不断重复指阿都拉有大耳朵愿意听真话，却不问为什么身为首相的他在柔佛大水灾期间飞到澳洲为弟弟的餐厅开幕......

那你真的应该大力反对游行集会，因为你是如此渴望媒体为你洗脑，恨不得无时无刻对当权者感恩效忠加崇拜。

写了那么多只想告诉你，尽信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说辞，未必真的可以“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这个当权者可以直接操纵媒体的国度里，新闻专业就像是一名在电视台工作的同行所形容般，“我们每天都在为人民喂食摇头丸”，好让人民沉醉在幻想中，任由当权者任意收編宰割！

郭史光庆是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委员。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周小芳撰述】过去两年的大学生涯，我参与了无数次的集会，可惜这次的万人大集会，由于工作的关系，身为社会新鲜人的我，却与这历史性的一刻擦肩而过了。

当知道我本来要出席集会时，有者还苦口婆心的劝我说：“明知道这次他们会拿来做东西，何必要做无谓的牺牲呢?”，他接着说：“这不是原则问题，你听听我这个老人家的话吧！”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阵政府的阻恐是如何的有效。这次黄潮来袭之前，首相阿都拉巴达威一句“我最忌讳被挑战”让所有人都感受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氛围，白色恐怖弥漫在四周，没有人知道当天会发生什么事情。

虽然我们一直强调大部份集会都是和平的，但是“示威”这两个字，在普罗大众的心目中，都还是和“乱”挂上钩。很多人都认为，示威者情绪高昂，会有破坏公物和伤害他人安全的行为。说这种话的人，自己是否从来都没有出席过任何一场集会，只是靠着自己的刻板印象来判断？

对待集会的双重标准

这类的刻板印象又是怎样来的呢？我们可以想像，当从来没有出席过集会的公众只会看到“警察使用最低暴力”、“示威者破坏公物”和“隆市大塞车”等合乎权势者利益及经过筛选的新闻出现在主流报章，身处这些片面的报道中，公众如何被引导为这些集会作负面判断。

一个好例子。去年，沙登众教会主办反毒大游行，当天有一些当地大人物出席游行活动，并且出动志愿警卫团维持秩序。整场游行很顺利地举行，现场的气氛就像是一场嘉年华会。同样是游行集会，这次公众对集会将动乱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出现，为什么？因为，这种反毒大游行并没有直接触及到当权者的神经线及挑战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也懒得利用媒体将它污名化。

在我参与过的集会当中，人民手中并没有带着巴冷刀，只是带着传单海报以及一颗希望马来西亚有更美好的将来的心出席集会。例如，为了声援在人权日前夕被逮捕者，公众日前在独立广场举行了一场烛光晚会，向政府展开了无声的抗议。人民都非常自律安静，现场气氛非常的平静。即使是黄潮当天，回教党也出动了大量的纠察人员来维持秩序，并保持现场的清洁，这种高度自律的表现如何能够和暴民画上等号？

当巫统青年团署理团长凯里（右图）率众示威，要求美国迫使以色列停止进攻黎巴嫩时，警方并没有采取激烈的行动阻止他；当国人为了声援缅甸人民而举行集会时，警方也没有出动水泡车驱散人群。然而，近期的黄潮和兴都权利行动力量，以及刚刚才过、标榜主张集会自由的律师游行，我们却看到警方采取镇压的行动。

击中政府要害

平时很难才请得动的警察，在这个时刻，却动员大量镇暴队伍镇压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我们不明白，为何轮到咱们自家事的时候，警方却大费周章百般阻扰呢？为什么警方会不同的议题采取不一致的手段呢？如果警方尊重人民的集会自由，让人民完成他们的请愿，又何来动乱呢？我们更想问，在这几起示威集会中，到底动乱的是谁？暴力的又是谁呢？

这一次的黄潮，是继“烈火莫熄”以后的第一场大规模集会，而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四项短期诉求――使用不脱色墨水、重新整理选民册、废除国内邮寄选票和公平的媒体报道――都击中了国阵政府的要害。

幽灵选民和选区划分不公等选举现象，一直都是我国面对的问题；在多次向选举委员会反映都不获解决后，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才会逼不得已选择走上街头，难道人民要求一个干净与公平的选举都有错吗?

在同一个政权统治了50年的国家，为了让官老爷听见人民的声音，人民都纷纷走上街头，包括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大集会和律师们的“公正行”，就是为了要看见这个国家的改变。

如果示威是坏事，如果任由集权的政府继续鱼肉，是人民的选择，如果认为自己是三等公民，没有办法改变结局，各位可以选择继续相信示威不是我们的文化；但是如果你们认为“enough is enough!”，贪污、滥权和种族主义不应该是我们的文化，欢迎你们穿上黄衣，加入游行的队伍。

周小芳是博特拉大学毕业生、目前是媒体工作者。

此新闻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www.merdekareview.com

【本刊陈子莹、曾薛霏撰述】警方今天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第8（1）条款扣留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的五名领导人――乌达雅古玛（P. Uthayakumar，下图左）、马诺哈然（M. Manoharan，下图右）、甘加达兰（R. Kenghadharan）、干纳巴迪绕（V. Ganabatirau）及瓦山达古玛（T. Vasanthakumar），他们可能被扣留两年之久；不过，目前还被扣留在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根据《星报》（The Star）的即时新闻报道，上述五人分别在雪兰莪、吉隆坡和芙蓉被扣留；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Musa Hassan）发表文告宣布，这五人可能会被扣留两年之久。

根据《1960年内安法令》第8（1）条文阐明，只要国安部长确信为了预防任何人作出破坏国家安全的举动，而有必要扣留他，他可以发出扣留令，扣留该人不超过两年。

人权组织马来西亚人民之声（Suaram）协调员娜莉尼（Nalini）对《独立新闻在线》说，虽然根据《内安法令》第8（1）条款，国安部能将上述五人直接送往霹雳州的甘文丁扣留营，不过根据他们的消息来源透露，上述五人目前仍在武吉阿曼警察总部。

她说，人民之声刻正积极与警察总部沟通，以向上述五人施以援手。

政府多次恫言援引《内安法令》

自从兴都权利行动力量于11月25日举行了“印裔大集会”之后，首相兼国安部长阿都拉巴达威不只一次坦承不排除援引《1960年内安法令》对付这个印度裔民间组织。

总检察长阿都干尼（Abdul Gani Patail）曾指该组织与斯里兰卡淡米尔之虎武装解放组织有关，而全国总警长慕沙哈山也曾指该组织与国际恐怖组织挂钩，为动用《1960年内安法令》铺路。【点击：指兴都权利争取恐怖组织支持总警长发表惊人声明矢言打击】

乌达雅古玛、干纳巴迪绕和瓦塔姆迪曾于11月23日在巴生地庭被控触犯《煽动法令》，过后获得假释。目前兴都权利主席瓦塔姆迪（Waythamoorthy）正在国外进行游说工作。

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法律顾问乌达雅古玛曾于前天早上被捕，并再遭警方以煽动罪提控，承审此案的地方法庭法官莎巴莉雅（Sabariah Othman）批准他由一名担保人以马币五万元保释。岂料保释过后，乌达雅在法庭大堂重新被逮捕，24小时后获释，今天重又遭警方援引《内安法令》逮捕。【点击：乌达雅古玛再被控被捕 安华回国被扣查一小时】

阿都拉与马哈迪并无不同

另一方面，马来西亚社会主义党表示，该党对于政府援引严苛的《内安法令》扣留上述五人并不感惊讶，因为国阵（执政集团）的媒体和宣传早已为援引《内安法令》造势了一段时间，以《内安法令》扣留这些人是迟早的事。

社会主义党秘书长阿鲁茨万（Aruchelvan，左图）今天发表声明说，阿都拉巴达威与前任首相马哈迪并无多大不同，他们总是在无法应付政治风暴及人民不和他们同一阵线时祭出《内安法令》，如今国阵政府再次这么做了。

他说，自从1948年的紧急状态在1960年解除后，《内安法令》这道严刑峻法已俨然成了马来西亚实际上的紧急状态；《内安法令》是在紧急状态解除后第二天制订。

“如今是国阵政府离开的时候了。社会主义党不会被国阵这种胆小懦弱的统治手段吓倒，我们将继续建立一个以人为本的民间社会运动和政党，以打败国阵；只有国阵败选，才能确保废除控制我们的生活长达60年的《内安法令》。”

滾滾黃潮文章系列（三）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组稿／蔡依霖撰述】2007年11月10日“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净选盟，Bersih）号召万人集会，从独立广场游行到皇宫呈交备忘录。为了显示群众的支持力量，主办当局呼吁出席者穿上黄色衬衫，或者佩戴任何黄色饰物。黄色成为当天要求选举改革的代号。

11月10日前，这是个叫人期待的集会。政府在集会前几天，就通过媒体“警告”大众这是非法集会，出席者将受对付。大家纷纷期待着这一场集会究竟有多少能耐，在政府布下天罗地网，到处设路障，媒体连续几天重点用“非法集会”大标题来报道，还有多少人会出席当天的游行？

11月10日后，这更是个让人留下许多期待的集会。警方集体总动员，派出了4000名警察看守吉隆坡首都，出动了直升机，水炮车，催泪弹，还有全副武装的镇暴队。但是成千上万的人，从四面八方涌进了城市。黄色挤满了街道，雨水似乎并没有熄灭群众心中的那把火。

或 许是群众的力量，让个人单薄的力量找到了聚合点，大家反而越走越起劲，风雨无阻。我想，集体面对的经验战胜了个人的恐惧。在黄色的人龙里，虽然你和我并不 认识，大家心中却有着共同的一个目标。大家热切期待着，下一场的黄色聚会，会在什么时候？曾经见面的你和我，会否再碰见？改革的声音被听见了吗？

有 些记忆想要刻意地被扭曲或遗忘，却似乎记得更清晰。报纸电台一而再强调“示威不是我们的文化”，无形中却免费地让“示威”占据了所有新闻版位。我对“示威 是不是我们的文化”没有什么太大兴趣，曾经不也有一段时间兴起讨论“马来西亚人”文化吗？文化这种东西定义见仁见智，各自说文化，各说各话，结果说来说去 理不出个所以然。

我反倒是认为问题的关键，也是我们迫切应该讨论的，不是讨论到底示威是谁的文化，而是在于“为什么示威？”，“为什么冒着被对付的风险，却还是集体上街？”。上街或许是感性的号召，但支撑着人们走上街头的，除了情绪上的宣泄，背后必然有理性的原动力。

“公正行”带来一丝希望

从这个脉络思考，我们或许能比较客观看待黄潮背后的关键问题。早在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号召万人集会之前，由律师公会带领的两千人“公正行”的過程中，律师公会主席安碧嘉那句“Enough is enough”就赢得了如雷掌声。

林 甘短片敲醒了司法界的警钟，原本最不可能示威的律师们加入了游行的阵容。虽然被雨淋得像落汤鸡有点狼狈，但那股坚守对公正的追求，卻让人肃然起敬。事后和 几位年轻律师谈起，他们都为了自己的参与而骄傲。虽然司法改革路漫漫，但“公正行”已经成功打了强心剂，在制度问题千疮百孔的窘境里，给大家帶來了一丝丝 希望。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的黄色起义，同样的也提供了一个对国家选举改革的想象。多少年的压抑，恐惧，不满，不爽，期盼改变的意志，在11月10日，使大家一起上街，用集体的行动赶走讨人厌的无力感。也用大家一起上街的信念，召唤对民主公平选举的理想。让历史记住这一天黄色的吉隆坡，更要记住，多少颗渴望看到改变的心，踩着被雨水淋湿的柏油路，一心一意为了选举改革。

原 本是集会地点的独立广场，一早就已被封锁了。主办当局分别带领群众，从四个不同的集合地点走向皇宫。值得一提的是，身穿红衣的回教党志工团挡在镇暴队前当 人墙，形成“红护黄”的经典画面。策划一场万人集会，要如何确保大家的安全，如何发号司令，如何面对重重关卡，进而成功地完成呈交备忘录的目标，这些绝对 是考验主办当局的机智及智慧。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结合了所有在野党及超过60个公民社会组织，大家站在同一阵线，形成了强而有力的阵容。续替代阵线解散过后，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成功把所有团体聚集在一起，其隐藏的力量，正在慢慢发酵。

示威让吉隆坡更整洁

集会结束后，“HIDUP RAKYAT! BERSIHKAN PILIHANRAYA”的口号声暂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却是“JANGAN BUANG SAMPAH DI MERATA TEMPAT”，“JAGA KEBERSIHAN”, “KITA DARI BERSIH,MESTI JAGA BERSIH”的口号声。想不到，净选盟除了做干净选举，地方清洁也要插上一脚。为了不要让官方有机会说“集会制造垃圾，污染环境”的借口，示威者都要确保集会地点的清洁，搞不好，就是因为这场示威过后，吉隆坡变得更清洁，更美观也说不定。

有人说，纯粹发泄情绪改变不了什么，非法大集会都是在野党的主使，示威影响了经济发展，再加上集会没有得到准证，这是非法集会等等。

我 当然知道发泄情绪不能马上带来改变，但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继续忍着，压抑着心中的不满而毫无所谓；如果你觉得示威者都是笨蛋，甘愿冒着危险被在野党利用还 是义无反顾；如果你觉得没有示威，经济就会发展蓬勃，欣欣向荣；如果你已忘记了宪法保障了集会自由的权利，而觉得集会就是非法的。

那么，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当然无话可说。

如果不是，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期待着改变终会到来。

重要的是，我们不只期盼，而是真真实实尽一份力，因为在黄色的要求改革声中，我们已向世人展示我们的民主意志。

蔡依霖是动力青年（Youth for Change）活动协调人。

此新闻转载自《当今大马》 www.malaysiakini.com

16名在野党国会议员今午在参与国会下议院辩论时宣布离席抗议，以抗议国阵匆忙通过延长选举委员会主席退休年龄的宪法修订法案，以及警方今日逮捕26名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简称公选盟）成员的行为。

民主行动党怡保东区国会议员古拉是在今日下午3时55分，参与修宪案的辩论时宣布“离席”（Walk out），并获得所有在场的在野党，包括行动党和回教党议员的响应，集体离开国会下议院。

当时，只有人民公正党主席兼峇东埔区国会议员旺阿兹莎不在场。不过，旺阿兹莎较后从士岩沫赶回国会时向记者表示，如果当时在场，她必定会跟随其他在野党议员退席。

在野党议员集体离席抗议时，副首相纳吉也身在国会下议院，而首相阿都拉原定在下午4时对修宪案进行总结。

修宪案获国阵议员一致通过

虽然如此，在189名出席会议的国阵议员一致支持下，这项修宪案较后依然获得通过。国会随后便宣布将会议展延至明日继续进行。

政府是在11月30日向国会下议院提呈《宪法修订法案》，修改联邦宪法第114条文，把选委会主席的退休年龄，从65岁延长至66岁。由于2001年开始 出任选委会主席的阿都拉昔，恰好原本将在今年12月31日年满65岁而必须卸任，但是随着国会通过这项修宪案，他的任期可能将获得延长。

公选盟曾批评政府之所以赶忙在本季国会通过这项法案，目的是为了赶在阿都拉昔于12月31日退休之前延长其任期，好让这名偏向执政党的主席能带领选委会举办下一届的全国大选。

按照法案提呈顺序，这项法案原本排在其他法案之后，但是政府却提前提呈给国会。

行动党明入庭要求检讨禁令

古拉较后在国会走廊中受询时说，“当局的逮捕行动打压我们在国会内外的言论自由权利，因此我们觉得无需再继续辩论”。

“我们在国会立法，它是立法最高机构。警方怎么可以进来逮捕人们？”

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指出，所有在野党议员决定集体离席，以对国阵通过修宪案，以及警方在国会范围内逮捕7人，进而构成藐视国会的举动作出抗议。

“遗憾的是，只有在野党国会议员勇于站起维护国会的尊严，但是没有任何国阵国会议员或部长意识到问题的重要性。这是国会羞愧的一天。”

林吉祥也透露，行动党将在明日早上入禀吉隆坡高庭，要求检讨吉隆坡推事庭所发出的禁令。

回教党古邦阁连区国会议员沙拉胡丁则指出，回教党选举局主任慕斯达法阿里（Mustafa Ali）今日只是前来国会，与他及道北区国会议员卡马鲁丁讨论政府今日提呈的修宪案，根本未曾参与公选盟在外的集会。

“不料，他在准备出外吃午餐时，却遭警方粗暴的逮捕。我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感到羞愧的举动。”

古拉：辩论没用，只好离席

较早前，朝野议员在今午参与修宪案的辩论时，针对警方封锁国会，以及进入国会大厦范围内逮捕7名公选盟成员进行激烈的辩论。林吉祥率领其他在野党议员，抨击警方进入国会范围内进行逮捕行动，完全无视国会的地位和特权。

林吉祥更以口头方式提出紧急动议，辩论这项逮捕行动，不过却遭当时主持会议的副议长尤索夫拒绝。尤索夫认为，警方只是在履行他们的职责，因此无需对此进行辩论。

虽然如此，在野党议员继续在辩论环节中针对警方的行动作出批评，并面对国阵议员的冷嘲热讽。古拉在参与辩论时就忍无可忍表示，继续参与辩论也没有用。

“因为就算我在怎样辩论也好，国阵议员仍然会通过修宪案。此外，他们也会羞辱我。因此，我们更好离席抗议！”

在一片国阵议员的抗议声和嘘声中，全体在野党议员纷纷随着古拉离开国会下议院。不过，国阵议员随后仍然继续辩论，并最终在在野党议员缺席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修宪案。

首相指国会会议室外可捉人

另一方面，当首相阿都拉在国会结束会议后巧遇林吉祥时，林吉祥也乘机向他投诉警方闯入国会范围内逮捕公选盟领袖。不过，据林吉祥表示，阿都拉当时仅回应说，“（国会会议室）里面不可以，但是外面可以”，然后就匆匆离开国会走廊。

林吉祥抨击说，这是首相阿都拉对国会特权做出新的诠释，并支持警方的无理行动。

此新闻转载自《独立新闻在线》 www.merdekareview.com

【本刊庄迪澎撰述】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今天在国会大厦召开记者会，反对政府修宪以延长选举委员会主席阿都拉昔的任期，会后超过20名党团领导人被捕；被捕者发表联合声明，非议阿都拉巴达威这种不容政治异议的作风，已将自己变成第二个马哈迪及穆沙拉夫（Musharaf，巴基斯坦总统）。

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BERSIH，净选盟）今早11时到国会大厦提交备忘录，抗议首相署部长纳兹里（Nazri Aziz）仓促提出《联邦宪法》修正法案，建议将选举委员会成员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6岁。警方到场逮捕了至少20人，其中一些被捕者是在国会大厦内召开记者会后，步出国会大厦时被捕。

被捕者包括：社会主义党总秘书阿鲁茨万（Arutchelvan Subramaniam）、受压迫人民阵线协调员西华拉詹（Sivarajan Arumugam）、社会主义党主席纳西尔哈欣（Dr Muhd Nasir Hashim）、人民公正党全国宣传主任蔡添强、回教党总财政哈达蓝立（Dr Hatta Muhd Ramli）、阿都拉萨依斯迈（Abdul Razak Ismail ）、回教党中委诺诺（Lo'Lo Ghazali）、人民公正党副总秘书洪旭崖、回教党妇女组主席努丽达（Nuridah Mohamed Salleh）、沙布里（Sabri b. Shafie）、哈欣阿旺（Hashim Awang Azira Ariffin）、回教党青年团副团长纳沙鲁丁（Nasaruddin Hasan）、阿都慕海敏（Abdul Muhaimin Roslan，13岁）、莫哈末巴迪拉（Muhd Badillah Muda）、人民公正党总秘书卡立依布拉欣、人民之声执行主任叶瑞生、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黄进发及独立新闻中心执行主任雅嘉特莉（V. Gayathry）等人。

被捕者的联合声明全文如下：

我们在召开党团记者会，表达反对“留住拉昔”（Save Rashid）的修宪法案立场后被捕，我们要表达我们极度的愤慨。

这只是一场呈交备忘录的记者会，并没有举行集会；我们来到国会大厦，乃由于相信马来西亚人民有权会见各自的民意代表及作为马来西亚民主核心的国会大厦。

阿都拉打压各种形式政治异议

由于这只是一场在国会大厦内召开的记者会，法院的禁令并不适用于非政府组织代表或其他想要见识国会会议的公众人士。

我们的同道，还有我们自己被捕，证明了一个事实：自诩马来西亚民主强盛的阿都拉巴达威政府不只是打压街头请愿者及《联邦宪法》第十条款保障的权利，也打压了各种形式的政治异议，包括在国会大厦里召开记者会。

这种不容政治异议的态度，揭示了一个危险讯号：在2004年大选以改革者姿态赢得选民委托的阿都拉巴达威（左图），如今已把自己变成第二个马哈迪（但能力不及他）及第二个穆沙拉夫（只差没宣布戒严法）（编按：Musharaf，巴基斯坦总统）。

我们相信，这种不容基本民权如言论自由及集会自由的做法，损害国家利益，包括打击投资者和游客的信心。马来西亚人不应被这种手段给吓倒，反之必须告诉政府尊崇宪法、撤销对所有良知囚犯的控诉，包括我们在内。

这是国家的重要时刻，今天是我们遭殃，如果你不呛声，明天遭殃的人可能会是你。

今日在大使路吉隆坡地方法庭开审的人权日游行案中，昨日遭扣留的8名参加游行的人权律师及社运份子，正式被提控参与非法集会；因阻止强拆布条也遭扣留的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云大舜，则被控阻止吉隆坡市政局官员执行任务。云大舜及8名游行者的案件皆在同一个法庭开审。

昨日被捕的4名律师是公正党副主席西华拉沙(Sivrasa Rasiah)、公正党最高理事拉蒂花(Latheefa Koya)、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阿米尔韩沙(Amer Hamzah)、人权律师苏仁德兰（N Surendran）以及4名社运份子即艾力宝生(Eric Paulsen)、安东尼安度(Anthony Andu)、诺阿查奥曼(Noorazah Otheman)以及一名旁观的印度公民阿斯拉阿里拉惹（Ashraf Ali Raja）。

他们被提控于昨日（12月9日）8点10分至8点50分，在东姑阿都拉曼路段的甘达（Kamdar）购物中心前犯下非法集会和拒绝解散的两项罪名，第一个 控状是指他们非法集会，触犯刑事法典第143条文或交替控状警察法令第27（5A）条文；第二个控状是指他们拒绝听从命令解散，因而触犯刑事法典145条 文或交替控状警察法令第27（4）条文。

云大舜则被提控于昨日（12月9日）中午12点15分于律师公会大厦前面故意阻止吉隆坡市政局官员取下人权日布条，妨碍他们履行任务。

云大舜获得7名律师出庭为他辩护，而其余的8人则获得3名律师的辩护。

总检察长：挑战当局威胁国家安全

总检察长阿都干尼亲自率领检控团队出庭提控这两宗案件，并强力反对让这9名律师和社运份子保释出外。辩护律师则力争允许让被提控者获得保释。阿都干尼强 调，云大舜不应获得保释，因为他公然阻差办公的举动，将会给大众制造一个印象说，挑战执法当局是获得允许的，这将会引起混乱和威胁国家安全。

被提控的公正党副主席西华拉沙今日在庭内告诉《当今大马》说，总检察长反对保释的决定“反映了这个政权的压迫性格，并显示首相阿都拉在政治上的不安全感”。

他也指出，在昨日的人权日游行中，警方所派遣的警员人数远远超越游行者。

今日在大使路吉隆坡法庭，分别有两宗倍受瞩目的游行集会案件开审，即人权日游行案和干净及公平选举联盟（简称公选盟，Bersih）大集会，使到法庭显得气氛沸腾。 警方昨日在两项全国行动中，分别逮捕了9名手持布条待戴口罩游行的人权律师、社运份子，包括阻止吉隆坡市政局官员强拆布条的律师公会人权委员会主席云大 舜；并在怡保打扪和新山士姑来扣留两名公选盟召集人蔡添强和莫哈末沙布。据悉，除了还有两名公选盟集会者昨日也被警方扣留，还有10名保释期在今日到期的 集会者，或许也将会一并被提控。

在野党高层和律师会主席出席听审

大约150名多是律师和在野党支持者，自清早7点办就聚集在法庭外等候案件的听审，包括律师公会主席安美嘉、国会反对党领袖林吉祥、公正党主席旺阿兹沙，回教党总财政哈达医生以及云大舜的双亲。众支持者一直等候到中午12点时分，法庭才开庭。

总检长提控系列案件成主角

自清早8点就抵达法庭的总检察长阿都干尼，将是今日一系列法庭审讯案件的主角。除了亲自率检控团队，负责提控在吉隆坡法庭的这两宗案件外，阿都干尼稍后也 将转赴沙亚南高庭，亲自出庭负责兴都权益委员会三名律师煽动案件的上诉，以及另一宗提控公正党领袖哥巴拉克利斯南（Gobala Krishnan）参与11月25日黑风洞非法大集会，企图谋杀警员的案件。31名兴都权益集会者日前已经被提控同样的罪名，并被关押在双溪毛糯监狱一直 到1月14日的审讯为止。

愿与诸位马大生和华文学会会员共勉之。作者乃马大华文学会关被闭前的学长。欢迎分享与讨论！

东方文荟

诸子言堂

华文学会的马来戏剧 ── 淹没的激情（之三）

11th Nov 2007

※李亚遨

前文提及，前马大华文学会为与「国家文化政策」抗衡，曾公开揭示自己的文化理念，主张「一种文化的好或坏不能以它的语言为标准，也不能以种族为根据」，最重要的是其内容「必须是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又提出「在推广国民文化方面……马来文学会、淡米尔文学会、华文学会及其他团体可以相互交换文化知识；……这些学会团体应该经常举办文化演出并邀请他族的同学来观赏。」

作为这种文化理念的实践，马大华文学会在1973年10月14日的「学习观摩晚会」，将「联系校内外学生团体」列为宗旨之一，并邀请了本校的淡米尔文学会、马来文学会、LIDRA剧团以及校外的国民大学学生会、玛拉工艺学院学生会参与演出。

更重要的是，它在这个晚会里呈献了一个压轴节目，那就是首次大胆突破语言藩篱的尝试－－以马来语演出话剧《十亩地》，将健康文化的信息直接传达给友族同胞。

「《十亩地》通过了一个饱受生活压迫的农民－－加辛叔的遭遇，揭露了大地主的蛇蠍心肠，狰狞的欺压手段。虽然生活的鞭子越抽越狠，但是相对的，农民的勇气也越来越高涨。最后大家觉醒了，要坚决的站在自己土地上，凛然迎向风暴。」（8－10－73《会讯》）

「学习观摩晚会」的其他表演项目包括华语短剧《辩论会》、舞蹈《竹竿舞》、华乐及口琴合奏、男女混声表演唱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演出在时间上距离马大学生会在「校外人士」支持下举办、目的是要在马大校园推行「国家文化」的「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还不到3个月。「国家文化政策」高举的原则是「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马大华文学会以「学习观摩晚会」作为回应，明确表明文化应该是多姿多彩的；更以马来话剧《十亩地》回应，表明他们不是种族主义者，他们能够以马来语演出，他们关心普通马来民众的命运。

配合当晚演出分发给观众的一篇SEPATAH KATA （主办者的话），重申作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它必须是为人民所拥有的，也必须是具有民主与科学的内涵的。还指出：「最近有一种 『文化理论』 正被强施于我们人民身上……它含有沙文主义因素，将会导致人民分裂。」

文化交流的工作

虽然积极拉拢校内外团体参与演出，得到的反应却不是那幺鼓舞人的，因为除了马大谈米尔文学会（呈献一个舞蹈），其他团体都以这个那个理由婉拒了。不过马大华文学会并不气馁。

从1973年10月到1974年10月，那段日子对于马大华文学会来说是挑战重重的。1974年3－5月间，因筹办春雷文化大汇演而导致学会重要成员在内安法令下被扣留，春雷后来也被禁演－－这是马大华文学会改组以来第一次面对如此严重的考验；9月间又发生打昔乌打拉事件学潮，几乎所有积极同学都被卷进去了……。尽管身处风雨飘摇中，1974年10月25日马大华文学会还是冲破难关主办了一个「我们是一家人」文艺晚会。

这个文艺晚会以它的压轴诗剧的标题作为名称，很能显示主办当局的用心。「我们是一家人」或许不是马大华文学会首创，不过显然是很有意思，多年后有一位副首相在众多华团领袖围观下以毛笔在宣纸上挥毫，也书写了差不多相同的几个字，让大家都很感动－－那是后话。

「我们是一家人」文艺晚会的特刊封面文字采用了我国三大民族的语文。马来文居主导地位，可是谈米尔文的字体和位置也很显着。翻开特刊就可以看到华文的〈我们的话〉和国文的 SEPATAH KATA DARI KAMI。

它们是以马来班顿开头的：

Yang paling melegakan air kelapa, Yang paling suci dan putih bunga cempaka;

Yang paling bernilai dan berharga, Persahabatan antara pekerja berbagaibangsa!

最清凉的水是椰子水，

最洁白的花是素馨花；

最珍贵的情谊，

是各族劳动人民的兄弟情谊！

这本演出特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刊登了一篇马来文翻译的方修著作〈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以及一篇英文翻译的日月作的〈表演艺术与社会〉。非常明白的，这个文艺晚会在概念上是一年前那个「学习观摩晚会」的延续。也就是说，马大华文学会还是坚持要做文化交流、传播健康文化信息的工作。

演出的节目次序： 1 大合唱， 2 相声《送票》，3黄梨园舞，4女声合唱，5口琴演奏，6建筑工人舞，7混声合唱，8男声合唱，9舞蹈－－谈米尔文学会呈献，10华乐演奏，11诗剧《我们是一家人》。压轴戏当然是安排在最后的诗剧《我们是一家人》。

演出特刊对于这个诗剧有这样的介绍：「这是一段发生在40年前的真实故事，当时我国正受外国侵略者强佔，他们为了巩固野蛮统治，使用了分化各族劳动人民的肮脏手段。诗剧描述了各族渔民和胶工在英殖民铁蹄下的生活……歌颂了兄弟民族劳动者的深情厚谊，以及他们英勇反抗压迫者的英雄气概。」

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写了英殖民者对劳动人民的压迫，所以演出中用上了刀枪等道具－－饰演英殖民政府军警者用刀枪镇压人民群众。不幸的，这些演出道具后来在《白皮书》中却被错误诠释为另有用途，让马大华文学会蒙上大冤！

滾滾黃潮文章系列（二）

【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組稿／李凯伦撰述】最近大家的话题不外都是围绕着两场主要的游行。除了11月10日的万人黄潮大游行，另一令人更意外的便是11月25日的兴都权益大集会。全国上下的焦点顿时转移到这两场游行示威，但大家卻忽略了集会示威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在讨论是否应该允许举行集会游行。

这些集会给人一种“久旱逢甘露”的感觉。从前副首相安华被革职时期所号召的“烈火莫熄”改革运动的游行示威之后，马来西亚“运动”界似乎再也没有什么佳作。然而，这次的黄潮游行与兴都权益大集会，似乎给反对运动注入一剂兴奋剂，就连首相都断言将运用《内安法令》逮捕任何组织或参与示威游行的活动。

许 多主流媒体甚至官方宣传机关都纷纷避开报道游行示威的实况，反而特别强调政府的言论，说什么示威并不是我们的文化。有者甚至指责示威游行破坏社会秩序，甚 至造成市民、小贩和商家很多不便，影响他们的收入。什么时候政府变成如此体恤人民找生活的痛苦？政府的政策又为人民带来哪些好处？政府的决定有哪一些是受 到人民的热烈响应？

当这个社会处于缺乏辩论与讨论空间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各说各，完全没有对话的可能性。万人黄潮游行的主办单位净选盟（Bersih）要求选举改革，当权者却运用警察阻止群众游行呈交备忘录。民众現有各种不同的声音，为什么媒体只是强调交通阻塞、生意受影响、公共交通无法正常操作等问题？

警方可以获得更多掌声

说到底，政府是在混淆群众。由于群众缺乏对示威游行的认识，加上对民主人权与自由的认识非常片面，政府这种似是而非、黑白颠倒的言论，还真的让人以为示威游行将会影响其他人的生活秩序，破坏普罗大众的生计。

事实是不是这样？难道已经可以上太空的马来西亚人还不够成熟吗？难道我们连对一场示威都无法用文明的方式去处理吗？还是示威游行已经变成洪水猛兽？还是示威 游行比起国内治安问题来得更加严重？为什么政府需要动用这么多的警力去打压与镇压示威人士？我相信，如果警察可以把全副精神放在打击犯罪，相信更可以获得 更多的掌聲！

如果示威不是我们的文化？那么又是谁的文化？我们的文化又是什么？是不是打压人民表达声音的权利才是马来西亚的文化？为什么不能把游行示威看成是像走街购物般的嘉年华式活动呢？示威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它本来就是一种基本人权，并不是洪水猛兽，更不是西方国家的奢侈玩意儿。

当家作主的一天

马来西亚人似乎忘记了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我们只是暂时把部分权力交给政府为我们管理国家。这种协议绝对不是毫无条件或者是一张空白支票，让获选的政府为 所欲为，甚至反过来欺负打压人民。民主绝对不只是五年投一次票，更重要的是在这五年期间，人民要有管道向政府表达不满，也可以对政府投下不信任票。

因此，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天？与其坐在咖啡店埋怨或者抱着犬儒的态度，为什么就不能把它变成一种突显人民的主体性，站出来要求公平、自由与廉洁的选举呢？50年来，我们到底有做过什么可以让历史值得记载的事情？其实这种行动更能显示一个国家的成熟与民主成绩。马来西亚独立50年，为什么还是这么没自信？

示威游行也是群众运动的动员方式之一，也是辅助议会斗争的管道。透过这样的动员，社会可以让民间组织与个人有机会参与整个国家的建设。试想想，当你看到各族人民，不分年龄阶层，大家纷纷站出来表达自己对公平、自由与廉洁选举的要求，这不就是马来西亚独立50年后的民族自信的象征吗？我们应该庆祝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天。

有 鉴于此，警察与其全副武装的阻止集会，不如集中精神投入维持集会的和平与秩序的工作。一味阻止群众进行和平集会的自由，不只没有建设性，反而导致各种不必 要的麻烦。难道警察没有能力像庆祝国庆日般的维持秩序吗？到底他们是有什么难处？为什么要让自己沦为执政党的囊中物？难道就不能秉持中立的角色，尽能力的 去保护人民？

偏见报道令人失望

政府是不是更应该痛定思过，检讨自己的政策到底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人家会反对？难道人家上街都是吃饱没事做吗？政府不应该陷入“否定症候群”的行列！与其通过各种打压，不如学习如何接纳不同的意见，积极的推动各种制度上的革新。如果连这种基本的情怀与能力都没有，那么要如何面对更加艰巨的治国挑战？

在這一次的滾滾黃潮，对于一些政府官员与主流媒体的偏见报道甚至封杀，我感到失望。由于媒体封锁，很多群众特别是吉隆坡以外的都无法接触这方面的资讯，更不用说到底社会有没有在这次的群众运动中建立一个公共的论述。

写 文章回应是一项积极正面的面对各种谬论的宣传。我相信，有许多参与者都会答应投稿提出自己的看法，虽然不一定是一种论述，但是至少鼓励每一个人去思考与整 理自己的思绪，这次黄潮的点点滴滴记录下来。我相信也更期待，很多投稿的人都会是当天，或者是將來会出席黄潮示威游行的一分子。

是时候年轻人记录自己的看法、经验与感想。不要再等待了，勇于表达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听见，马上把你的想法写下然后寄给我们！

李凯伦是动力青年召集人、亚洲学生协会秘书处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