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校园选举快报

前马大华文学会的文化宣言 ── 淹没的激情（之二）

※李亚遨

我在之前的一篇文章里（10月21日《东方文荟》，淹没的激情─当年马大一场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斗争）谈及，上个世纪70年代活跃于马大校园内外的马大华文学会，曾经领导过一场抗议行动，结果使到有关当局要在各族青年精英结集的大学校园内推展「国家文化政策」的第一次努力胎死腹中。

马大华文学会在那场斗争中，不仅挑战有关政策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更是正面的、针锋相对的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与官方的以同化为目的的文化论述碰撞。我们知道，当局在1971年制订的「国家文化政策」所秉承的三原则为：

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

二、其他文化中有适合和恰当的成分可被接受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三、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可是，发表于1973年8月11日马大华文学会《会讯》（Vol. 6 No. 4）且又以传单方式广泛被分发的一篇不是宣言却恰似宣言、显然代表马大华文学会立场的文章宣称：「我国文化必须是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或许是巧合吧，与官方一样，它也提出三项标准作为一种「好的文化」的要素！

《我国文化必须是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同时以中、英文发表。英文版标题为：Our Cultures Must be Progressive,Scientific and For the People。中文版长约1300字。文章要点如下：

一、每一个国家或民族都拥有两种不同的文化，一种是进步的，另一种是落后的。

二、一种文化的好或坏不能以它的语言为标准的，也不能以种族为根据。「假如有一篇作品，虽是以马来文所写，但它的内容是藐视广大群众的，如稻农、渔民等，这样的作品在建设国民文化方面能作出任何贡献吗？」（作者按：马来文Nasional或kebangsaan，可译为「国民」或「国家」。这里的「国民文化」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国家文化」。）

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

三、我国的文化必须具有以下性质：(1)进步的：「一切灰、黄、颓废、消极、封建的文化都是非进步的。它将削弱民族意志并导致整个社会道德的崩溃。进步的文化必须反对一切的剥削与压迫。」

(2)科学的：「所谓科学的文化，就是反迷信。」「科学的文学作品将是能够真正反映现实的各民族生活的作品。」

(3)为人民服务的：「我国拥有三大民族，因此我们必须提倡各族人民的和谐及团结，而不是渲染种族歧视、种族情绪及沙文主义。」

四、每一个民族……除了发扬自己的文化之外，还必须与其他民族进行文化交流，吸收他们可取的优点。

五、大学生在推广国民文化方面可采取以下步骤：

（a）马来文学会、淡米尔文学会、华文学会及其他团体可以相互交换文化知识；

（b）这些学会团体应该经常举办文化演出并邀请他族的同学来观赏；以及

（c）要了解他族的文化，就必须好好的学习掌握他们的语文。因此各个团体，尤其是马来文学会、淡米尔文学会及华文学会，应开设语文班以协助友族掌握他们的语文。

六、学术研究也要服务于广大劳动人民……我们必须投身到人民的生活中去，了解他们的难题与需求。「譬如，我们可以到乡下去作实际调查，替他们解决一些难题如稻田缺水、老鼠为害等。」

七、结论：「文化……只有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产生。假如不顾社会条件和明了社会发展规律，企图塑造一个人为的文化来，那肯定是要失败的。」

《我国文化必须是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系为反对马大学生会在「校外人士」支持下举办「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企图在马大校园落实「国家文化政策」而发表的。它是这场斗争的产物。它也是这场斗争背后的理论指导。

文献的意义与局限

尽管文献所反映的文化观并不是马大华文学会的创造，但却是承继了这种文化观的马大华文学会，在「国家文化政策」提出后，首先举起了这个理论武器与以同化为终极目的官方文化论述进行抗衡。将文献与官方文化论述摆在一起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所谓文化有好坏，不能以语言种族作根据，其性质应是进步、科学、为人民的-……等等，都是意有所指且是针锋相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那场斗争在时间上距离文青体育部的「国家文化大会」仅是短短的两年而已；比较1983年在槟城召开的全国华团大会更是早了整整十年。从这个角度说，马大华文学会的这篇「文化宣言」可以说是马来西亚华社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先驱文献。

拿这篇文献与10年后的华团《文化大会宣言》比较是有意思的。它们同样主张文化多元主义，反对文化同化政策，但是马大同学的文化观显然建基于左派阶级斗争意识形态，而华团的则是「全民」的多。

以总体而言，华团的文化宣言和备忘录也全面、宏观得多。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华团的文化宣言和备忘录的制订在时间上是佔了整整10年的便宜，而且在制订过程也集合了较多数量和领域的华社精英的力量；马大华文学会则是除了那几个积极分子，没有其他人力资源可以调动的。无论如何，尽管是打上了左派的烙印而在内容是比较单薄朴素，这丝毫无损于它作为第一篇反对「国家文化政策」文献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