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大校园选举快报

愿与诸位马大生和华文学会会员共勉之。作者乃马大华文学会关被闭前的学长。欢迎分享与讨论！

东方文荟

众所周知，「五一三」以后，一股偏激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在我国抬头。在它的影响下，几项「国策」相继出炉。当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新经济政策」（Dasar Ekonomi Baru）；其次，则是「国家文化政策」（Dasar Kebudayaan Nasional）。
　

「国家文化政策」是「全国文化大会」（Kongres Kebudayaan Kebangsaan）的产物。

该大会由文化、青年暨体育部主办，1971年8月16日起一连5天在马大东姑礼堂举行，出席者达整千人，包括内阁部长及政府官员。大会开幕人是当时首相敦拉萨。他在当天的演说中强调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有必要制订一项「国家文化政策」，配合实施中的「国家教育政策」以确保最终要塑造一个「马来西亚族」（Bangsa Malaysia）的策略达致成功。在他的思想领航下，政府制订了建基于下列三原则的具有强烈同化倾向的「国家文化政策」：

1、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区原住民的文化为核心；

2、其他文化中有适合和恰当的成分可被接受成为国家文化的一部分；以及

3、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成分。

我们现在知道，在那之后，1981年，因为文青体育部提出检讨「国家文化政策」10年实施情况，于是那股在华人社会酝酿已久的不满力量趁机集结。其结果就是：1983年3月27日，由13州中华大会堂／商联会与董教总组成的「十五华团」，在槟城召开「全国华团文化大会」，接纳《国家文化备忘录》，并通过《文化大会宣言》和八项提案。

「十五华团」此举无疑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国华团文化大会」对不公平文化政策的抗议性回应，掀起了一场民族文化醒觉运动，一场争取民族平等运动。随后出现的「华社资料研究中心」、「全国华团联合宣言」、「全国民权委员会」以及「华团文化节」等，都是这场运动的产物。

这些是我们今天已经普遍知道的历史。但是，在「国家文化政策」实施之后，华社真的是耐心的等了（或忍了）10年才有所反应吗？

　
马大华文学会领导的斗争

事实上，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国家文化政策」实施的初期，在它的同化策略正待施展的时候，是有着那幺一个团体，以先知先觉的姿态，以有组织的联合行动的形式，以遊行示威抗议的激烈手段，不仅是挑战有关政策的权威性与合理性，更是正面的、针锋相对的提出了自己的文化主张与之对抗。那个团体，就是马大华文学会－－当年的马大华文学会，后来在学运高潮时被查封的马大华文学会。

这场抗争的背景经过是这样的：

时间：1973年7－8月间－－距离制订「国家文化政策」的「全国文化大会」刚好是2年。

地点：马来亚大学－－「全国文化大会」开会地点。

主角：一，马大学生会（UMSU）/马大马来文学会（PBMUM）（以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力量）；二，马大华文学会（UMCLS），以及马大淡米尔文学会（UMTLS）、非宿舍生组织（NHO）、工程学会（Engineering Society）、理科学会（Science Society）、医科学会（Medical Society）等学生团体。

起因：马大学生会于1973年8月4及5日，在「校外人士」支持下，举办「1973 年校园文化研讨会」，目的是要在马大校园落实「国家文化」。而在这之前，有关的工委会已经发出通告表明「研讨会议决案将会成为马大校园内一切文化活动的指导原则与政策的基础。」（22－6－73通告）较后，「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工委会秘书对报界的谈话也证实了这点。（23－7－73 南洋商报）

经过：意识到：1、「国家文化」课题的严重性；2、「文化研讨会」组织的不民主（事先不让参与，结果却要被约束）；三、落实议决案将严重影响校园文化活动、校园生活形态；四、损害大学自主权；马大华文学会联合马大淡米尔文学会，于1973年7月31日致函学生会主席，郑重指出「国家文化」和「文化研讨会」课题事关重大，将会影响校园内每一名学生（而不只是语文学会），因此不可仓促行事；主张研讨会应开放让更多人参与，同时不可有任何约束性质的议决案。

私下里，马大华文学会领袖积极活动，除了与其他学生团体串联、交换看法、共谋对策，还寻求进步讲师如赛胡先阿里（Dr. Syed Husin Ali）和积极分子如希桑姆丁莱伊斯（Hishamudin Rais）的共识。（社会主义俱乐部或是基于语文问题的考虑，当时并没有出面支持马大华文学会，不过也没有公开反对。希桑姆丁莱伊斯，身为动员群众性学生运动的高手，则还私下向不擅搞遊行示威的华文学会领袖「传授秘诀」。）

8月2日，马大华文学会和淡米尔文学会发表联合文告，正式宣佈拒绝参加「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并号召全校学生密切关注此事。两学会的行动获得非宿舍生组织、工程学会等组织的积极响应。

　

六七百名学生遊行反对

8月4日，即「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开会第一天，上午10时，六七百名学生齐集「Speakers Corner」（「演说者之角」，位于马大图书馆前），聆听各学生团体领袖慷慨激昂的演说。学生领袖们抨击学生会以欺骗手法办「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认为有关研讨会是不可取的：

1、研讨会的参加者中，学生代表只佔了小部分，其他都是校外人士；

2、由一小撮人搞出来的「国家文化」，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文化实质；及

3、研讨会以闭门方式进行，在学生激烈反对后才「开放」，却又强逼参加者缴交报名费（三块钱）。

上午11时10分，齐集在「Speakers Corner」的学生在学生领袖带领下浩浩荡荡的遊行至研讨会正在进行的地点 Experimental Theatre（实验剧场，与东姑礼堂比邻）。

大家情绪高涨，手持标语，高喊「停止研讨会」、「我们要民主」等口号。当时正下着雨，大家冒着雨团团围住会场门口，不愿离去。学生会负责人出来「解释」，给学生责难、喝倒彩，气氛显得相当紧张。

最后，是学生会负责人被逼宣佈 「暂时取消」 当天的研讨会，「理由」是为了对副首相敦伊斯迈医生的逝世表示哀悼（其实敦伊斯迈已于2天前，即8月2日逝世）。而各团体代表也同意和学生会坐下来谈判。

谈判于当天较后时在学生会会所举行。马大华文学会的代表包括当时执委会的正副主席。而学生会方面的代表， 则包括亚兹三苏丁（Abdul Aziz bin Shamsuddin，当时马来文学会主席，毕业后曾任教育部长马哈迪医生的政治秘书。曾在安华「鸡奸」案中扮演重要角色。现任乡村及区域发展部部长）。谈判结果是：8月5日的研讨会得以继续举行，唯所有议决案必须在所有出席代表的一致支持下才能通过。华文学会以及淡米尔文学会同意委派代表出席研讨会。

结果：「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虽然得以继续进行，并且也在形式上通过了一些议决案，不过由于马大华文学会以及淡米尔文学会等团体的反对行动，所展示的民意力量，使到本来是兴致勃勃、颇有期待的主催者和背后的赞助者最终是意兴索然了，暂时搁下了在马大校园执行「国家文化政策」的念头。

　
反对「校园文化研讨会」的意义

「国家文化政策」未能在马大校园实施的结果是，至少到1974－75年学潮被暴力干预时为止，校园内的一切文化活动维持不变。也就是说：学生可以用他们喜欢用的任何文字写宣传单、海报；他们要分发的印刷品或拉在篱笆展示的布条无需让任何人事先过目或批准；他们可以用任何语言在东姑礼堂演出；他们可以演出任何节目，没有人会去censor；完全没有某某语文要多突出或佔多少巴仙之类的限制，等等……一句话，就是：他们自主！他们自我负责！

马大华文学会以及淡米尔文学会等团体群起反对「1973年校园文化研讨会」之举，既维护了大学的校园自主权，也粉碎了一个在大学校园推行「国家文化政策」的阴谋。马大华文学会通过是次的反对行动，向社会人士展示，他们这群大学生不仅懂得演戏搞演出，他们也懂得以较激烈的遊行示威的方式表达不满并寻求公正。

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反对「国家文化政策」的先锋。在这场斗争中，他们不仅是反对不合理的文化政策而已，他们还正面的提出自己的文化主张，即认为：「我国文化必须是进步的、科学的、为人民的。」

今天，我们就事论事，可以说，就一个学生团体来说，能够做到这点是不容易的，虽然有关文化主张的论述还是相对朴素的，不能与10年后那个华团文化宣言与备忘录相提并论。（关于这一点，将在下篇文章谈及。）

另一方面，马来亚大学作为「国家文化政策」的诞生地，却未能尽早与之拥抱，当然是要让很多人失望了。他们对马大华文学会，当然是很恨之入骨的。不过，他们只能怪推行政策的时机不成熟。

16个月后，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摧毁了学潮，查封了马大华文学会，践踏了大学自主的普世性传统。从此，不仅是「国家文化政策」，其他种族性与非理性政策也在校园大行其道，深深改变了国内大学校园面貌，这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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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马大华文学会《会讯》Vol. 6 No. 4（11－8－73）。

2、A Joint Statement on the 「Seminar Kebudayaan Kampus 1973」 by Tamil Language Society and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UM，2－8－73。